人口政策目标不在于最优人口规模

人口政策目标不在于“最优人口规模”

对于我国人口问题，人们常纠结于：是太多？还是太老？或者是又多又老？多与少，是数量问题，老与少，是结构问题；结构是人口的内在、根本，数量是人口的外在、表征；由此推论，1980年以来以一孩为主的人口政策是“以数为纲”。相对于数量，人们对结构的感知比较抽象。由于“人数”无处不在，事事都可扯上“人多”，所以都对人口“数量问题”“深有感触”。其实，结构急剧变化就在我们身边。过年回家，一方面，50后、60后的兄弟姐妹团聚在父母家中其乐融融；另一方面，看看下一代再下一代，不禁暗自生悲，越来越多的“四二一”畸形家庭在形成。　　人口是社会之基础，人口变化必然影响到社会方方面面。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资料看，我国人口不仅进入了结构“失衡”时代，也进入了“荒”时代。　　当今社会所面临的各种“荒”都是以我国基础人口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为背景的。早几年的“民工荒”，其实是16-18岁的年轻人口规模迅速下降的事实在先。如2010年16-18岁人口估计不到6000万，比峰值2006年的同龄组人口近8000万下降了约2000万，而且这种下降势头还将持续下去；2009年我国高考人数首次出现下降，这是30年高考适龄人口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这一年18岁高考适龄人口由上一年的2490万锐减到1908万，今后这种减势不可挡。　　所以，所谓企业的“用工荒”、高校的“生源荒”、军队的“兵源荒”等“三荒”绝非空穴来风、无中生有，而是人口变化趋势使然。进一步推计，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衡的那些出生队列今后陆续进入婚龄时，还会出现第“四荒”，即男人的“媳妇荒”，累积到2020年，20-34岁适婚女性人口估计将绝对“荒缺”近3000万，且男多女少的婚姻挤压态势越演越烈。如果再把当今农二代已不会务农或离乡不可能回归农田也算上，一些地区的农业生产已后继无人，出现了第“五荒”，即“农民荒”。还将有这“荒”那“荒”，都会接踵而至。　　传统观点一直认为人口增长对人均收入有负面的影响，这也是我国计划生育建立的假设之一。因为养育新生儿的花费会减少投资率，从而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盖尔？约翰逊就此对中国经济发展有过论证，证明这种假说完全是错误的。世界历史证明，人口低增长时期往往也是经济低增长时期，而高经济增长率则与高人口增长率如影相随。　　另一大观点是人口众多对资源环境产生巨大压力。毫无疑问，我国人均资源(耕地、森林、水、能源矿产等)相对匮乏，没人会否认我国存在着人口数量对资源环境的巨大压力。但是，据此是不是就可以判定人口数量是资源环境问题的“罪魁”？是不是减少人口数量就可以解决我国资源环境问题了？　　在全球化大开放的背景下，没有绝对意义上本国可解决的“资源环境”问题，也没有绝对意义上的“最优人口”。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美国艾奇逊曾预言四万万人的吃饭会把新政府压垮；上世纪50年代，学者测算我国适度人口8亿为好；70年代末80年代初，又论证我国人口不能超过12亿，否则影响“四个现代化”实现。人口在其转变中按其自身发展规律不断冲破所谓的“极限”。人口政策调节人口发展，其目标不在于人口数量要达到所谓的最优人口规模，而在于人口结构的合理与稳定(年龄、性别)、人口素质的改善与提高(健康、教育)。人口数量的多少首先应服从于人口内部结构长期均衡这一要求。长期低生育率导致我国人口结构失衡，鼓励生育、优生优育才是实现人口发展战略目标的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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